一九八七年年四月九日在美国，抵达剑桥镇的大陆学者赵俪生与美籍中国学者杨联陞之间，在电话上有一场冲突。这是一场上辈学人之间的冲突，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，大陆学者与海外中国学者之间的一场冲突.。是谢泳先生把它发掘出来并赋与一种思想史上的意义。
    谢泳是个很注重历史细节的学者，有很好的直觉力。他的文章叫《杨联陞为什么生气》，发表后又收入他的单本书中，周一良先生看过之后，写了篇为杨联陞辩护的文章，叫《<杨联陞为什么生气>一文质疑》。在蒋力先生编的《哈佛遗墨——联陞诗文简》中，两文都作为附录收入了；该书二○○四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    我认为这场电话冲突案，有重审的必要。
    先看是怎么回事。赵俪生是兰州大学的教授，一九一七年出生，当时七十岁，依照一九八七年中美学术交流计划的安排，四五两个月去美国访学。四月八日到剑桥镇住下，生活不方便，又见不上与他作学术交流的哈佛教授Kuhn先生，很是烦恼。四月九日哈佛接待人员Frye先生来了，赵说明情况，Frye表示不愿与Kuhn打交道，问他可认识杨联陞，他说认识，是清华大学前后级的同学，杨九级（一九三三年入学），他十级（一九三四年入学），不同系（杨经济系，他外文系），在校时就相识。Frye说，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，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，当即接通了杨的电话，让赵直接与杨通话。
    冲突由此而起。赵的《篱槿堂自叙》中有篇《游美日记》，是这样说的：
    杨用中国话说：“我听说你来了，但是我只能告诉你，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，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，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，我的若干弟子要到波士顿来，都要来看我，我老了，接待不动，所以一律挡驾。我挡了他们的驾，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？”
    我告诉他，我并不要他到旅馆看望，也不要他请我吃饭，只是希望在Kuhn先生这里打开僵局。中美交流协会指定的是Kuhn可Kuhn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。我困居旅馆，又不习惯吃西餐，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，情况困难，希望有所解救。
    杨发话了：“Kuhn那里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。至于你，又不能吃西餐，又不会打电话，我要问：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？像你这样到美国来，只能给中国人丢人！”他在电话里，声色俱厉了。
    简直是五雷轰顶！Frye在电话机旁也惊呆了。我冷静了一会儿，开始给杨回话。
    “杨联陞同学，‘丢人’二字，是你先出了口的，那么，下边就得容我来说了。记得芦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，我二人在清华六院（新斋）门口碰见，还说过几句话，你说，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。不久，我就到了太原，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，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。可是你呐，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，跑到美国来，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。试问，咱们二人谁丢人？！”我也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。
    电话那边没有回响，但明显也没有挂上。可能对方也受到震动吧。（《篱槿堂自叙》


    第203—20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）



让我们再回味一下这个美籍华人杨垃圾说的话：“Kuhn那里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。至于你，又不能吃西餐，又不会打电话，我要问：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？像你这样到美国来，只能给中国人丢人！”他在电话里，声色俱厉了。

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?像你这样到美国来,只能给中国人丢人!

对待汉奸就要有这种态度:

“杨联陞同学，‘丢人’二字，是你先出了口的，那么，下边就得容我来说了。记得芦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，我二人在清华六院（新斋）门口碰见，还说过几句话，你说，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。不久，我就到了太原，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，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。可是你呐，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，跑到美国来，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。试问，咱们二人谁丢人？！”我也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。


赵俪生先生因病于2007年11月27日上午10时逝世，我们表示深切哀悼。让我们一起祈祷赵俪生先生操劳一生的伟大灵魂得以安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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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赵俪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，早年投身革命，中年转入学术研究。他文史哲兼长而尤精于史，在农民战争史、土地制度史、文化史等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，取得了非凡的成绩。他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开了中国史学界的先河，立论超前，见解深刻；土地制度史研究另辟蹊径，史论结合，自成体系；中国文化史研究不囿学科畛域，线索清晰，鞭辟人里；研究顾炎武，孜孜不倦，毕生不辍，并以之为楷模；对西北之学、地方史、边疆史、蒲松龄研究等皆有涉猎。赵俪生先生以其曲折的经历、独特的个性、高尚的人格、渊博的学识、执著的追求，成为当今时代逸群绝伦、独具风采的学术名家。